错过的二十年后：香港的科技败局和AI未来

gavin 620 2019-08-07

在最近有关一系列香港的新闻中，每每提及香港与大陆之间经济往来，都会出现一种共识：近年以来大陆依靠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AI获得的进一步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大了双方之间的距离。甚至购物、旅游这类需求，都开始被日本替代。

这种说法是否客观，可以确定的是，科技产业的发展热潮，确实让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经济水平产生了差距。

很多人都说香港之于科技产业的二十年，是不断错过的二十年。

之所以说是“错过”，是因为香港并非没有创新能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香港先大陆一步推出了和微信概念十分接近的Talkbox，如今却完全被Whatsapp所替代；在更接近的AI时代，著名AI独角兽商汤科技原本就由汤晓鸥带领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团队，但很快商汤就选择了扎根深圳。不仅如此，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每年也在向企业和学界输出着海量人才。换句话说，香港并非没有创新能力，而不是不具备创新土壤。

香港科技产业的发展迟缓，很多人会归咎于2000年左右“硅港计划”的失败。

1998年十月，当时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其上任后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提出科技兴港，要把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议在港兴建名为硅港(Silicon Harbour)的电子技术开发区。

在那个年代，东亚承担欧美国家转移出来的晶片、半导体生产需求正在成为主流。台湾知名的“新竹科技园”大约也是在同一时期建成。当时有数据表明，该项目到2008年有望为香港新增195,000个就业机会和300亿港币的生产总值。

但这一项目却迟迟没能推进，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在批地上话语权很低，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当时美国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向香港的出口等。没地皮、没生产设备，自然也就建不起任何科技园区了。加之2000年出现了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的破裂，承担金融职能较多的香港更加明显的感受到了相关波动，也留下了更深刻的阴影。

但这些理由显然不足以解释后来的问题，在移动互联网崛起的热潮中，有很多企业都是从2010年左右才开始发展的后来者，海外的Uber、国内的滴滴都是如此。实际相比大陆，香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拥有着更优异的先决条件。

相比大陆，香港更早的实现了4G网络的覆盖。在2010年，香港很多公共场所就已经有了免费WiFi，个人家庭也很早就实现了千兆光纤入户。包括智能手机的价格和下沉效率，都是要先于大陆一步。其他诸如金融服务，海外科技企业的入驻，也要相比大陆更加完善。